1948年的上海:金圆卷沦为废纸 外滩发生踩踏事故

早在前一天（22日）下午5点，外滩各家银行门口便已开始聚集大批市民。至当晚8点，虽然天上飘起阴冷的冬雨，外滩一带仍然人头攒动。

全市警察如临大敌，曾几次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，但人们异常顽固地扎在各大银行前，即便一度被驱离，马上又会在之前的“阵地”重新集结。无计可施的军警当局只能宣布南京路、外滩、四川路及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临时戒严，然而仍不能阻止市民涌来。

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已陷入瘫痪，附近银行、公司的职员无法正常下班，甚至一度被堵在办公楼内无法出入。

午夜时分，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，在风雨飘零中，将近7万人在外滩度过了不眠之夜。

7人死亡，50多人重伤

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，听闻外滩挤兑人潮蜂拥的信息后，市民愈加恐慌。担心手中的金圆卷沦为废纸，更多人涌向外滩。

上午银行即将开门时，苦苦等待一夜的人群瞬间爆发。现场负责维护治安的500余名警察，渐渐无法招架失序的人潮。

时任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，但无法阻遏形势急转直下。

银行开门后，为了向前多进一步，排队者之间大打出手，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挥出老拳。民众冲进银行大门，以至于砸破门窗，银行里的铁栏顷刻间被推倒在地。糟糕的是，同时被推倒的，还有裹挟其中排队兑金的普通民众。

“挤死人”的哀嚎不再只是抱怨，变成了真切的求救。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澎湃的人潮推倒、淹没，警察们则自顾不暇，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。

俞叔平已知大事不好，下令出动“飞行堡垒”弹压。

所谓“飞行堡垒”，即当时被叫做“特别警察”的骑警部队。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们挥舞着警棍，才勉力从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，以便让救护车靠近。人潮暂时退去后，一片狼藉。这场外滩踩踏事件，有7人丧命，重伤者50余人。

不可能完成的任务

市长吴国祯紧急与中央银行联系商讨措施。当天下午5点，中央银行奉令宣布：即日起停止黄金兑存业务，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势。

事后检讨这桩惨案，曾有媒体这样估算：1948年时上海人口约560万人，指定可兑存黄金的只有8家银行，拥有身份证而可兑换黄金的成年人便有约300万人，依照每人3个月存兑1次的规定，平均每个银行每天须办理4200件黄金兑换业务，8家银行共计须办理30600件。

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而在12月23日当天，根据警方事后估计，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，甚至突破10万人——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。

更要命的是，这8家可以运作黄金兑换业务的银行全部集中于一处，彼此相距甚至不到200米。

当年刚14岁的作家李敖目睹了外滩这一幕，曾如此回忆：“清早5点一过，黑压压的人山人海，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，争取优先兑换。顿时万头攒动，水泄不通……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，随处可见。我去买书，经过黄浦滩，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，只有踩着舢板，绕水而行。”

惨剧为何发生于上海的“脸面”

惨剧发生后，对上海市政府管制无力的批评自然不少。然而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，在外滩历史上也是头一遭。自开埠后，外滩就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、中心乃至象征。在这桩惨剧前，外滩一带尚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伤亡事故。

究其原因大致有二：

一来，在抗战爆发前，尚在公共租界治下的外滩是银行洋行集中之地，金融商业机构快速成长，外滩地区也进化为整个上海近代化的“示范区”，也是以旅沪外侨为主的高档社区。

换而言之，外滩并非大批华人市民聚集活动的区域，虽然车水马龙，但人流量反倒不大。收回租界后，外滩人流量虽然增多，但一般而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。

二来，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，对外滩地区的维安工作异常重视。以1937年5月为例，工部居巡捕房一个月内出勤警察达157人，期间拘捕的各色嫌疑人共计2177人，对于治安维护可谓不遗余力。

1945年后，接管租界的国民政府同样不允许作为上海“脸面”的外滩一带出现大的混乱与动荡。然而，随着各方面局势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，传统管制效率迅速崩坏。有限的警力不得不应付全市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，反而对外滩这类重点区域的安保有所疏漏。

挤兑黄金惨剧发生前不久，上海市政府刚成功地化解了由于通货膨胀而引发的“米荒”。1948年入冬后，全市警察都重点布防在各大米店周遭，随时准备应付抢米的人潮。

随着外购粮食运入上海，“米荒”渐告平息，黄金抢购风潮却又意外来袭，而且规模与激烈程度，相较“米荒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疲于奔命的市政及警察当局，在当时根本来不及、也顾不上考虑合适的应对之法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